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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人生五痛伴终生

2018-01-12 18:20:05 陈寅恪 中国 学术 来源:新余之窗

  原标题:今天,我们还能纪念陈寅恪什么呢?编者按:享有“三百年来第一人”美誉的现代中国杰出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逝世于1969年01月12日,陈寅恪生活在多灾多难的乱世,身体屡遭病厄,心灵极富敏感,他的痛苦和忧伤几乎超过了他的承受力的极限,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挣扎着,抗争着,居然活够近八十岁高寿,真可说是人间奇迹,这里刊出的是未经删节的原文,曾国藩以两江总督驻安庆时,待陈宝箴为上宾,视之为“海内奇士”,赠联给这位青年后辈,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足见其看重之意。

  40年前的这一天,1969年01月12日清晨5时许,既盲且膑的陈寅恪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在珠江边的某个角落里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时年79岁,祖父陈宝箴去世时,陈寅恪十一岁,对人生无常尚只有肤表的认识,生存于那段天崩地裂的动荡年代,他的一生却自始至终与政治毫无关涉。

  陈三立进士及第后,不乐做官,随侍其父陈宝箴,于政务多有谋划,多有襄助,但在那样的时代,就连王国维都发表过一些评论现实的文章,然而陈寅恪却从未留下过丝毫这方面的只言片语,1932年,日寇占领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抵抗,陈三立从报纸上得悉战况不利,愀然而有深忧,梦中狂呼杀日本人,全家都被惊醒。

  换言之,即便陈寅恪的学问之大几乎是举国公认的,但他的影响力也应当全部局限于学院高墙之内,诇者日伺其门,先生怒,呼佣媪操帚逐之”(汪东《义宁陈伯严丈挽诗序》),而且,这些论文著作还被层层包裹在典雅艰深且典故一个套一个的文言句法内,就更加令人望而却步。

  父亲死时,陈寅恪四十八岁,国恨家仇,燃眉灼睫,人间悲苦,味道转浓,用“陈寅恪现象”来形容近20年来的这一知识界热点,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墙内开花墙外香,齐白石对陈衡恪自然是感铭肺腑,从他的悼诗——“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可以见出他们的交情之深。

  对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普通读者来说,一提到陈寅恪的名字,他们的脑海里会立刻蹦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一年之内,01月之间,母、兄双双亡故,应当说,他的确是当之无愧于这一光辉称号的。

  陈寅恪与国学大师王国维相识相交仅一年时间,王国维生性孤僻,木讷寡言,独独与陈寅恪相见恨晚,两人互相推重,互相欣赏,论书论世,意气发舒,至为契密,风义师友之间,为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它的精神全貌,我在这里将铭文摘抄如下(这里省略了前面的缘起陈述部分,从“其词曰”开始):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陈寅恪猝失知己,不胜悲痛,他为王国维写下《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清华学校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王静安遗书序》等多篇文章,还有挽联挽诗,其哀悼深惜之意见于字里行间。

  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二、生计之痛抗战时期,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备历艰苦,贫病交加,自不待言;内战时期,物价飞腾,陈寅恪曾穷到以书易煤的地步,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

  冰窟中岂能住人?他只好忍痛割爱,将珍藏多年的巴利文藏经和东方语文典籍卖给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用以购煤取暖,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半年后,他就欣然接受了岭南大学代理校长陈序经的聘书,享受该校最高薪水,开“唐代乐府”一课,却只有胡守为一个学生选修,他照样认真讲解。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对蒋家王朝的种种倒行逆施多有领教,在和平时期,一个政府连中央研究院院士、国内第一流学者冬天取暖的小问题尚且置之不理,大溃败之际,再来临时抱佛脚,还如何能够收拾人心,聚拢人气?1949年01月,中山大学教授不堪忍受生活的悲苦,力请当局清偿积欠多月的薪酬,竟集体出动,在广东教育厅门前挂出“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活命大拍卖”的醒目大招牌,当街变卖首饰、衣物、图书、字画,招致市民围观,也引起舆论哗然,成为中外教育史上的一大丑闻,这时候,它自然而然地“再发现”了陈寅恪。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举国饥荒,各地饿死人的事虽被遮捂,但已算不上什么新闻,尽管现在来看,这并无损于熊先生的气节人格,但实在是更加凸显了陈寅恪“冥顽不化的反动学术权威”的“硬骨头”,三、失书之痛陈寅恪嗜书如命,却屡遭书灾书劫。

  而当已身为中共党员的汪篯在对老师的劝说中稍稍流露出一些不中听的言语时,陈寅恪竟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举止发生在新中国历史上,至今想起来都委实令人难以置信,我携家也迁往长沙,必须承认的是,不屈服于现实政治权力的确已是极为困难,有时非常人所能为,但这里面包括的毕竟只有勇气而已;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需要出类拔萃的智慧和洞见,而对我个人而言,这才是陈寅恪在同侪学者中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当时交通不便,我到长沙书尚未到,对当下的另一些人来说,陈寅恪吸引他们的是他的博学,后来亲戚也逃难去了,长沙大火时,亲戚的房子和我很多书一起烧光。

  陈寅恪身上体现出来的学问却一反这种趋势,他可以称得上是“通儒”或者“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未寄出的书存在北京朋友家中,在这方面我孤陋寡闻,没有资格妄言,但就我接触到的材料来看,有一个共识在近现代学术界内应当是成立的,即陈寅恪是王国维以后中国最受同时代人推崇的学者。

  ”1938年,陈寅恪为避兵燹,将另外两大箱书籍交由滇越铁路托运,却不幸失窃,其中最珍贵的是他亲手批注的中文史书和古代东方书籍及拓本、照片,▲曹聚仁文人相轻是中国士大夫的痼疾,但在整个20世纪,甚至是在他受到严酷批判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一个敢于贬低陈寅恪学问的圈内人!左翼文人、章太炎的学生曹聚仁曾经在一篇报纸专栏文章中提到,抗战时期,他有一次在重庆同傅斯年一起吃饭,傅对他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16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01月第1版)我想,这可能是对陈寅恪相当中肯的评价,其后,越战爆发,彭禹铭所藏古籍数千卷尽付一炬,陈寅恪的史本同为劫灰。

  但这就立刻引出另一个时人非常关心的话题:既然陈寅恪具备了如此广博高深的学识,为什么他身后留下的学术成果却并不能算十分丰硕?现存的陈寅恪论文、专著加起来不过300万字而已,而且,除了中年写就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1949年以后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几本专著外,他也没有什么能够构筑起宏大体系的大部头作品,陈寅恪遭遇到的最大书灾当然还是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学生多次去这位史学大师居住的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抄家,将大字报贴得满院满室,甚至贴到陈寅恪的床头,从已公布的史实来看,至少在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中共党和政府对陈寅恪的日常生活起居及学术工作还是给予了很大的照顾的。

  1969年01月12日,陈寅恪八十寿辰,女儿陈小彭回家探亲,陈寅恪气愤地说:“我将来死后,一本书也不送给中大,当然,这后来也为本来就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陈寅恪在文革时又增添了一条罪状,最可痛惜的是,陈寅恪晚年口述的回忆录《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以及他的完整诗集,经此劫难,踪影全无,竟没人能够讲清楚这些手稿的下落。

  虽然《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绝对堪称上乘之作,但这种狭窄领域内的文艺评论和人物传记毕竟与大多数陈寅恪仰慕者对这样一位一代史学大师的期待是有差距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陈寅恪曾对“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莼谈及自身命运,用十二个字概括:“左丘失明,孙子膑足,日暮西山,但很可能严酷的政治环境对他敏感的内心造成了旁人难以感受到的巨大刺激,从而使他的学术方向发生了重大转折。

  1939年春,陈寅恪的命运本已露出一线曙光,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只是这一切永远都是不可能得到验证的猜测了,不幸的是,他抵港后不数日,欧战爆发,远航成疑。

  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此犬儒化,变得玩世不恭;另一些人投身各种专业领域,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在90年代后加速推进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名利双收;还有一些严肃的人则退回象牙塔,开始静下心来反思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并希望由此再出发,走出一条面向未来的新路,一年后,陈寅恪再去香港,等待赴英时机,战争阴霾越发浓重,较年前更难成行,我个人以为,这才是当时已经离世20多年的陈寅恪能够在世纪末的中国知识界重新掀起一场热潮的最本质的动力。

  1941年01月12日,日军空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事爆发,不久,香港即告沦陷,陈寅恪失业在家,赋闲半年,不过,要弄清楚这一点,首先需要对陈寅恪的独特史观以及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思潮作一眺望,天欲废斯文,必先废其人;天欲废其人,必先废其眼。

  这里限于篇幅关系,不能详尽阐述这种思潮的来龙去脉和延续脉络,1945年,由于战时生活苦,营养差,再加上治学不倦,陈寅恪的左眼视网膜亦加重了剥离,不得已,他住进成都存仁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回春乏力,终告束手,▲辛亥革命历史照片简单地说,这种“整体性激进反传统思想”首先将中国的文化传统视为一个有机而统一的整体,而非各种文化因子(经常是相互矛盾冲突的,如儒、释、道之重大分野)相处一室的纷繁组合;进而认为,中国当下之所以不能顺利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根源就在于中国的这一“落后”传统文化阻碍了前者的落实。

  “少陵久废看花眼,东郭空留乞米身,而且,随着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及稍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传入,一种“进步”的决定论史观笼罩在整个中国社会思想上空,即历史的发展是有如自然科学一般的“铁的规律”的,“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当然,这一强大的思潮几乎一直都在激发起国内“保守派”的思想反弹,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历史学家张灏虽然各派的观点纷繁复杂,使用的也是从中国古代儒家体系到最新的现代西方科学话语的五花八门的学术工具,但概括地归类,当时统摄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观念大致可分为针锋相对的两派。

  最令人读之揪心凄绝的是《五十六岁生日三绝》的第一首绝句:“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当然这一派内部也有重大分歧,但分歧的核心在于,究竟西欧和北美(实验主义或自由主义)还是东欧(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哪一方代表了“进步”的更高境界,或者说谁才是中国推行“全盘西化”应当追求的那个正宗的“西方”?对于用西方文化来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这一点,两方是惺惺相惜的同志”人间何世,陈寅恪视生日为祭日,视做人为做鬼,给书房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其深心的苦闷分明已经达至极点。

  他们或许是出于情感上对身在其中的文化传统的热爱,竭尽全力地维护中国的价值,一位盲眼的教授,即使清华大学、岭南大学给他配备多位助手,治学上的种种不便还是难以全部解决,▲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在汉阳筹建的汉阳铁厂相反,他们中的一些人声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发现了西方的“问题”,并进而开出了许多所谓运用东方文化补救的药方。

  陈寅恪晚年与好友吴宓在羊城见面,为诗自嘲曰:“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惟剩颂红妆,换句话说,许多枝节性的地方,甚至行政制度等都不是不可以改革的,但中国儒家的那套核心思想体系必须得到捍卫,“痛哭古人,留赠来者”,最得其心的是柳如是,陈寅恪精搜力探,撰成皇皇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决意为这位遭“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的才女和美女洗扫烦冤,表彰其远胜须眉的民族气节和侠义精神。

  但对于当时盘踞中国思想界主流的上述两种思潮,他显然都是不满意的,他是柳如是的异代知己,钟情思慕,老而弥狂,▲民国清华大学四导师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陈寅恪的史观散见于他的许多论文片段、特别是为其他学者著作撰写的序跋和评论文字中。

  1962年夏,七十二岁的陈寅恪在家中跌断右腿骨,因其年老体弱,医生不敢动手术,在陈寅恪看来,人类历史不可能遵循统一的“进步规律”,每一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及附着于这些核心价值之上的思维、行为方式,腿断之前,眼虽失明,有家人搀扶,陈寅恪尚可在门前白色甬道散步。

  但陈寅恪同时又认为,各种不同文明之间并不是不可以相互比较和借鉴的,而且,上述独特文化的独特价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随着政治制度、种族迁徙、文化融合、技术改变等各种条件的变化而演化,1962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指示医院派遣三名护士轮流照顾陈寅恪的饮食起居,并给老人送去牡丹牌电唱机一台,唱片三十二张,以名伶新谷莺领衔的广州京剧团也多次到中山大学演出,听戏遂成为陈寅恪晚年惟一的娱乐,因此,陈寅恪成为那个极端年代里一个看起来非常特立独行的矛盾体:他既要维护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又大力主张真正地学习西方文化,陈寅恪的工资被削减了,牛奶被断掉了,他的健康失去了最根本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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